院长日记 之 安全质量改善：想，都是问题；做，才有...

這種把自己封閉起來的人，其實大多都還是渴望與別人產生連結。

）哈哈，對，就是說現在這種東西到底怎麼樣，在一個以地方議題為主的選舉當中，這些議題就會被放大，過度放大之後，就成為了決定性的因素。總體而言，我覺得做得很不錯。

喬伊斯：怎麼樣選總統，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共識，民主選舉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你要選擇什麼樣的總統？你希望這位總統把台灣帶往哪個方向？現在烏俄戰爭已經把台灣推上國際，甚至為台灣帶來前所未有的能見度，接下來的這場選舉對台灣是非常關鍵性的。第三點呢，就是讓國民活得更有尊嚴，更能受人尊敬，這一點剛才有講到，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能見度也在提高，這點我覺得做得非常好。（喬伊斯：現在已經到足球場了。包括我覺得執政黨自己都不太去宣傳這件事情，或者是說，可能有點害怕，很怕人家批評說，我們在選市長，你一直講這些對中國的議題幹什麼。至於以一個政府執政，我認同矢板先生講的，總體來看其實是非常好的，但是落實到微觀的層面，譬如說一個一個縣市的施政，特別是你在當執政者時，很難做到百分之百完全沒有問題。

去年地方選舉大家投票對執政黨表達不同意，就是很多人認為我的生活沒有變好，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譬如棒球場建得好不好啊，或者是論文寫得對不對。如此一來，讀者就能夠閱讀這些優秀的小說——若不是刪除那些被不公平地看作枯燥無味的東西，他們本來不會閱讀這些小說。

毫無疑問，博斯韋爾指的是資訊類或教化類書籍。據我所知，跳讀是一種天賦，或是必須透過經驗獲得的東西。他的意思很可能是，書中的部分內容是如此枯燥，甚至荒謬，一旦你發現這一點，重讀一遍便是浪費時間。我不懂為什麼不能對小說也這麼做。

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在某種程度上，過著他們的生活。每個人都會跳讀，但想做到不遺漏卻很困難。

山繆．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談到《唐吉訶德》（Don Quijote）時表示，這是一本可以只瀏覽一遍的書。起初我很吃驚，不過後來我想，雖然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已經學會透過跳讀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大多數人並未掌握這個訣竅，如果有一位機智又有辨別能力的人幫助他們跳讀，就再好不過了。該書的縮寫本精簡得很完美，沒有遺漏任何情節。其實他錯了，在英國，他堅持自己所寫的每個字都應該演出來。

雖然跳讀可能是一個壞習慣，但讀者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閱讀三遍之後，我已經準備承認，書中各個部分的價值是不等同的。當然，一些文學專業的學生、教授和評論家，會認為縮寫一部名著是令人震驚的事情——讀者應該閱讀名著的完整本。大多數的人都會承認，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

誠如詹姆士．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所說，他自己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就是無須自始至終費心閱讀，就能一下子掌握任何一本書中有價值的內容。這是一本偉大而重要的書，一個文學院學生當然應該通讀一遍（我自己從頭讀到尾，用英語讀了兩遍，用西班牙語讀了三遍），但是對為快樂而閱讀的一般讀者來說，就算跳過那些枯燥的部分也不會遺漏什麼，他肯定更喜歡書中那些直接敘述這位文雅騎士和樸實隨從的冒險與談話段落，這些段落是如此有趣和感人。

但讀者本能地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他受興趣的指引，就像獵犬追蹤著狐狸的氣味一樣。」明智的讀者不會把閱讀當成任務，只是當作消遣。

如果閱讀小說是一件苦差事，讀者都別看了。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博士很擅長跳讀。理智的評論家喬治．聖斯伯里（George Saintsbury）寫道：「很少有小說能像狄更斯的小說一樣禁得起濃縮和凝練。要是沒有找到縮寫本，我肯定不會閱讀這本書。他們準備讓自己對書中的人物感興趣。在我為《紅書》列出的書單發表後不久，一位美國出版商建議，要再版我提到十部小說的縮寫本，每一本都加上我寫的序言。

」刪減是無可厚非的，如同大多數劇目在排練時，劇本的情節內容都會或多或少刪減。我滿喜歡這個為圖書寫序言的想法，馬上著手進行。

不幸的是，幾乎找不到從頭到尾都讓人讀得津津有味的小說，其中原因稍後詳解。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跳讀。

關心主角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及遭遇，對他們的不幸表示同情，為他們的快樂感到高興。普魯斯特有很多狂熱的崇拜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可以饒有興趣地閱讀書中的每個字，有一次甚至放話說：「我寧願被普魯斯特煩死，也不願被其他作家逗樂

我可以說對《路透社》而言，連自我審查也沒有。」因為在商業上面好操作，這是一個能夠激起強烈情緒的操作手法。不過中國必須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外國記者都趕出去，這樣他們的信譽會蕩然無存。李志德：二分法這件事情，我舉一個自己工作的經驗，《蘋果日報》登陸台灣時，《蘋果日報》很會炒作新聞，我親耳聽過一位CEO怒斥記者說：「你不用寫這麼長，你告訴我誰是壞人就好。

在沒有風骨的情況下，台灣人就會覺得所有的媒體好像都是這樣。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於是我們公布網站關了，這不需要說明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這是一件公開的事。

我跟朋友吃飯的時候就有人說：「啊。菲爾：在其他國家較少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像這樣子的事情，中國就是懲罰你，但是儲百亮在《路透社》的時候反而沒有被懲罰，那是不是因為《路透社》是親中呢？也不是。我知道《彭博社》常被指責對中國有點過於軟弱，但我真的不知道親中這個形容，如果它從來沒有這種意圖呢？這些都是印象而已。

在台灣，我認為社會在政治生活方面比較二元化，雖然這種情況在英國也常見。是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編輯立場嗎？也沒有。《路透社》多年前在越南遇到報導的問題，結果就是離開，不會因為想要留下而妥協。在美國，有些議題的立場是浮動的，你可能是民主黨，卻依然覺得移民太多了。

」特別是社會事件這一種，就是說：「你找一個專家告訴我們，誰是壞人就可以了，讀者只要看這個。中國不是特別喜歡《紐約時報》，但對《路透社》還算客氣，他一加入《紐約時報》，中國就不續發他的記者簽證，他只好出境回了澳洲又到了香港，好像最近搬來台灣了。

說真的，我覺得我十歲以前看書的時候要找好人、壞人。但是到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是用這種二分法來判斷世界，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這個在日本不會有。

很多台灣鄉民對於外國媒體的看法，我覺得太過於專一了，就是要認定媒體肯定有立場，譬如看到你今天講蔡英文好話，就認定你的這個媒體一定是親綠的。而還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尤其是通訊社的記者，他們必須保持他們報導的誠信，我認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會妥協。